很多专家都在为治理所谓“三农”题查经典、拿脉症、开处方、下妙药。议者如云，会议如海、文章如山，难题如潮。由于政府与民间合作得好，已经解决了很多问题：
改革开放前，农民填不饱肚子，中央出台包产到户，全国人们很快吃饱了，农民先饱。随着不少人大喊卖粮难，中央把重点放到城市，让更多农民到城市打工，填钱袋，不少人又喊田撂荒多了。不少人喊农民负担重，中央一面对农民种田免税还补钱、免费上学、推行医保。现在又要实践现代农业了。吃饱、掏钱、直到推行现代农业，中央改革农村三步走，实际是全国乡村建设的三大步，开了中国新乡村建设的历史先河。可是专家学者们谈所谓“三农问题”，竟然是个历史的观念误区，所谓中国还有8亿农民之说是个误读。
一、首先澄清两个误区：
1、时下以农村、农民、农业命名的“三农”一词，反映了一个为时已久的观念误区。 过去只知城乡之分，未闻城农之名。“乡村”，古称乡曲、乡里，古时没有“农村”这个词。城乡是地域之分，而工农乃职业之别，“城农”根本不能对称。
见诸《辞源》：“民，人也。此为人之通称。《诗。大雅。生民》：‘厥初生民，时维姜（女原）。’我们祖先都是从事农耕生活的，其时都叫民。待社会进步，就有了社会的分工。“《谷梁传》 成元年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于是仕、农、工、商四民，就是职业之别。“农业：栽种畜养之业”。从事栽种畜养职业的人，才称农民。古之所谓“农工”，特指“务农劳作之人。”绝不是今天叫什么“农民工”的人。
“ 工商聚居而有城市，城市以外的地方则称乡。四民散居，而称乡村。”
两千余年前《诗经》就有“乡村”一词。南朝宋谢灵运曾有诗云：“乡村绝闻见，樵蔬限风霄”。家住城市称“市民”，家住乡村则称“乡民”。乡民未必尽是农民。遗憾的是，今天“农村”一词，竟在全社会广泛流行。
民国时期，梁漱溟、晏阳初等学者主张用乡村建设引发工商业，创造一条国家基本建设的新路，称为“乡村建设运动”，惜因抗战而停。
从实际来看，凡住在乡村的，并不全是农民。乡村历史上存在很多行业：既有种养业者，还有各种手工业、加工业、服务业、商业和自由职业者。而且不少是兼营，岂止农业一业？所以把乡村喊成“农村”就错了，把住在乡里的人统统叫农民更失之千里。孤立谈治理三农，而忽视乡村全面建设，也必然治理不好。
二、研究农民就必须弄清农民有多少
一个研究对象的量化问题还没搞清，何谈治理农民、农业问题。荒唐的当今中国八亿农民说：
据官方统计人口方式，是总人口、非农业人口（即城市人口）、农转非人口、农业人口四类。当今非农业人口是5亿，当今现有农民还有8亿，8亿农民中已有1亿多（一说2亿，这里且按1.2亿计，）民工，把他们还统统称农民，把人弄糊涂了，解决农民问题也就非常复杂了。现在应该用科学方法来定量定性真正的农民和农业人口：
1、已经出外打工的就应称工人至多叫民工，凡是靠主人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家属人口就应叫民工人口或居民人口了，不管他们现在住在乡村或城市。
2、现在虽然住在乡下，但是已经依靠运输、商业、服务业、手工业、自由职业等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人，就不能再称农民，依靠其主人的收入而生活的家属，也不应叫农业人口了。
3、凡是依靠业农为生的人才真正配称农民。他们的家属凡是依赖其户主收入为生的人口，才叫农业人口。什么人分清了，什么依靠其户主职业生活的人口分清了，真正的农民、农业人口也分清了。解决农民问题就好办了。
如果上面划分的标准是对的，那么让我们按着这个标准来划分一下住在乡村的人吧！
1、已经进城打工的人，就应称工人或民工，现在按前面数据1。2亿民工计，不论他们已是固定工抑是候鸟式工，只要本人已经不再以种地（包括林、牧、渔）为专业了。依靠这1。2亿民工收入生活的人口也就不再是农业人口了，更不能再叫农民。以一户2口之家计算，这类民工人口就有2。4亿，虽然还暂时或长期住在乡村。
2、现在还住在乡村的其它职业的人数还没有官方统计数据，据笔者典型调查和估计就算5千万吧，依靠其收入为生活来源的家属则应有1亿了。可能数字不准，但思路不错。
3、除去上面所说的进城打工族1。2亿加上他们的家属2。4亿，再加上长期留在乡村的其它职业者0。5亿和他们的家属1亿，合计5。1亿都应划入非农业人口，则那8亿人口中，只有2。9亿才真正可称农业人口了。这2。9亿农业人口，也不能统统算作农民呀！他们中还有一部分已经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和还未达到劳动能力的小孩，自然也不能叫农民。就是说这2。9亿农业人口中起码有1/3还不算农民，那么真正配称农民的实际只有2亿了。
如果上述可信，则证明中央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首先政府把农民吃饭问题初步解决一下，就转而以城市建设为重点，发展城市，以便让乡村多余农业劳力有个出路，已经为广大乡民造福了多多的饭碗，赚回了把把的钞票，功绩伟大。这就是消灭三大差别的最为重要之举，正宗之道。而不是那些有意无意的人所称改革开放，只抓了城市，放弃了农村。甚至说近些年农民收入减少了，生活降低了。要说只能说多数纯业农者的纯农业收入那部分降低了。且不说世界现代化国家的农产品利润也不能与工业产品利润效率对比，而必须要政府补贴，更何况中国还大多数是手工业方式经营的农产品更不能与国际市场相比了。这里且举一例证明：2004年的《金融时报》报导农民工已成中国农村最大的收入来源 。
“中国官方日前公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中国进入城市打工的劳动力快速增长，这些打工者寄回家中的汇款行将取代农业，成为中国农村地区最大的收入来源。中国农业部智囊团的研究发现，估计约有9800万在外打工的农村居民，2003年寄回或带回家中的收入总金额达3700亿人民币(约合45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8.5％。” 这就是真正解决乡村的问题，必须从城市抓起。
那么中国乡村里所余的这2亿农民，还真正那么成为“头等难解”的问题吗？从我国现有11亿多亩耕地和目前的耕作条件来看，以2亿农民种11亿多亩土地，人均不足6亩。在北方地区一个全农业劳动力，实现机械化后，耕种上百亩到上千亩也可能，至于南方丘陵地区，一个全农业劳力，也不过种6、7亩。况且不少地方的农业劳力已剩下不多，甚至只有老人、妇女和小孩了，社会上戏说现在种地的已是993861部队了。这就是说目前农村可输出劳力并不多了。
像笔者所在中部地区的湖南省常宁市观之，83万人口，虽然2004年起中央补助种粮人的钱，还是荒了不少地。40多万亩稻田，可能已荒10%以上，田都有荒，旱土更很少有人种了，他们总不能花上几百元路费还丢掉几多天工资回来种这一点地吧！水库山塘也荒了不少。他们认为反正土地不是我的，荒就让它荒！至于那75万多亩油茶林已经不少荒芜了。由于二百多万亩山林都是国家和集体的，许多山林荒得更多了。由于乡村劳动力少了，有的地方连养猪的人都少了，吃的猪鱼鸡水果蔬菜不少靠外地进口了。所幸这20多万打工者还能年带回4-6个亿在活跃。群众说：农民温饱了，但农业经济倒退了。
现实中，农村、农民已经涵义不清了。一般说中国还有8亿农民，不知怎么算的？凡分了田的人就叫农民？还是家住乡村的人都叫农民？还是按家庭主要收入来定？华西村集体企业都是工业很少农业了，村民还称农民？上海郊区的农民主要以加工业、服务业为主，还叫他们农民？深圳已经取消农民这个词了，西安有100万外来民工，被改称为新市民，并有权享有老市民待遇的外来民工，已占该市现有外来民工的40%，农民不是日益在减少了吗？
应该为“农村”原有含义正名了。应用各人主要职业去定位，再不应以居住地来定身份。应取消“农民工”这个不伦不类的词，就叫工人，或称民工。所谓农村，自然也应回归乡村了。这样一来，就可逐渐减少农民，到现代化建成之日，就是消灭农民之时。
我相信，“正名”妥当了，则解决目前乡村问题的办法，就会出来。无谓的牵扯，错误的统计，都会减少很多。否则，农民永远消灭不了，农民工也永远取消不了，何来现代化农业？真正的农业现代化，没有农民，而只有业农的工人。
其次、新乡村建设应有之道
要知道真正治理乡村建设，必须重温“三大差别”，（即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只有真正理解城、乡差别，才能解读为何必须由城市拉动乡村；只有认识了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比农耕经济、自给经济进步，才能解读综合治理乡村必须以现代工业、市场经济来改造农业、乡村；只有认识脑力劳动较体力劳动先进，才能解读帮助乡民包括农民的办法。没有城市带动作用，企图孤立地走“以乡治乡”、“以农治农”的民粹主义路线，历史已证明这纯属徒劳。所谓“以农治农”就是单纯站在农民立场用农民视角，把乡村建设只看成农村的建设，而不是用大社会视野、渐进式的科学方法。
近几年政府连续采取许多优农、惠农政策，如免征农业税、种粮、农机等补贴、正在加紧实施免费读书，积极推进农村合作医疗制，逐步实施农民养老保险。虽然正在与国际接轨，确是开了中国农业的历史先河。对于减轻农民负担增加社会和谐，都是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是对于发展农业，增加农民收入来说，还是间接的，只是节了流，还没能开了源。例如不少人的田补了钱，却自己没种，荒了，补的钱却干得了，因为有田户拥有承包权，而拾荒田来种粮的人，却没有得到，这有违政府给种粮户种粮钱原意。如果大户成片来种，他们又不肯拿出来，给农活管理带来很多不便。这种补法，到不如拿这笔钱，为现代农业培训人才，加强农业基础设施，或乡村水电路的基础建设用。
要真正起到积极发展农业的作用，还是很不够的。谈到新乡村建设就是说要把乡村现代化，农业必须要实现现代农业：如有现代农业人才、机械化、电气化、科学化、科学管理化，市场化，信息化，达到高产高效率。中央2007年的治农政策已经把这些问题提出来了，这就是积极的发展农业政策，也就是发展乡村的政策。我这里就不多谈了。
再次、新乡村建设方法
也和城市开发初期一样：首先把乡村的水、电、路等基础建设搞起来，至于乡村的工商、信息、文化等等行业乡民都会次第展开，如韩国一样。这是政府建设乡村的主要目标。让乡民（包括农民）安居乐业，有利可图。
这就是全面乡村建设之道。而不只是解决农民、农业、农村问题。
当前急需要
做的是把这1亿多所谓“农民工”稳定下来。让其安居乐业，有利可图。首先把“农民工”这个不伦不类的名词去掉，凡是城、乡工人都应一视同仁，进了城市就都当工人对待。居住、子女上学、医疗、劳动保险同于城市工人。解决乡村问题重点还是在城市。这就是大视野的科学治农观。
有感于目前我国人口多，城市少而乡村大，一时难以容纳这些民工的家属。可以让这些人仍住在原居乡村，或迁居附近的小城镇。以减少城市经营成本，减少民工家属安置成本，但是政府可以给予他们的适当补贴，让其安心乐乡，甚至可以长期定居乡下。近几年一些打工们的家属已经陆续在县城购置房产定居了。
乡村建设也要实施多元化：政府干政府的，民众干民众的：
政府主要干的事，除了上述所谈的水电路等乡村基础设施和农田基础设施外，重要的给政策，要简政、简员、放权。民众所要干的事情也要如经营城市一样，招商引资。
建设现代化农业，要都依靠现住乡村的农民来建设，确有很大困难，必须要规模、要大量资金、要管理人才、要技术、要农机、要信息，那就仍需仰仗城市的力量。创造条件招城市商家（包括本地有条件的乡民）来乡村开发市场农业，这就是乡村的经济必须由城市来拉动。政府急需做的就是创造条件引他们来，首先是开发的土地问题，就要政府出台政策了。农林品投资的周期性长，太短了投资者是不会来的。农产品的利润总是不如工业品，总需要政府补贴。这两个条件不解决好有志经营农业者也不会来的。虽然现在经营农业者还有劳力，但真要搞现代农业，必须有一定科学技术的能力，这也应该着重培训的。
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乡村已经出现一批农业企业家，据笔者所知写了一份他们建设新乡村的经验：〈走出大院，看看群众是怎样建设新农村〉由于文章连接过长，做个附件于后：把这样的企业创办在乡村，把农民就地转化成业农的工人，以减少业农的农民。加速乡村的现代化，同时也降低乡村现代化的成本，也减少城市的压力。这就真正把政府与群从的任务分开了。这就是从发展中求和谐求稳定。
鉴于目前大多数还是个体以手工操作为主的种地情况，还得鼓励现有农民中多出富裕农民，不可忽视。据笔者调查：本市白家村一位姓白的去年办了一座猪场，包了一口30多亩的鱼塘，种了37亩稻田。田是把周围一里多地的没人种的田收拾下来的，许多操作农活包给近地的农民耕作，按件或按时计酬，大约与城市工计酬相等，现在乡村开始出现农业专业打工族了，约一天能获40-45元，去年收谷4万多斤（因劳力和资金顾不过来，还只种了10亩中稻）。获纯利上万元。现在种田合算了，夫妻两人，许多工都是请人搞的。粮价提高了，农资价近两年来平稳，这是主要原因之一。猪肉价现在每市斤8、9元了，连鱼塘收入一年全家共计纯收入达4万余元，还大多数是种的单季，如果都种双季，还会多得。但是他所种的地，现在是分散的，许多农活做起来有一定困难：如机械操作、放水、杀虫、晒田等等因不能成片，增加困难、浪费工时、增加成本。如能将土地转让大户能人去种，有地者再帮租用者打工可得工价收入，还可获得租金，不但连片种起来方便，而且增产，降低成本。对土地利用率更高。
城市老板下乡和乡下农民多管齐下，这就是从大视野的角度解决农业、农民出路。回归乡村建设的正轨上来。
至于解决农民问题的两点难处应是：土地还农：（即土地自由买卖流通，即使还是集体所有制，也要正式发给个人永久使用权证。这些流通也应由使用权个人执行。）否则谁来投资？何谈规模农业？像常宁稻地只有40多万亩，旱土40多万亩，水面几十万亩，而山林地就有三百多万亩，林业的周期又长，无主权谁敢长期投资，农业现代化只是一句空话。金融放开：当前国家银行只是大款们的亲家，谁会关心小额资金的农民？消除官扰：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多是官民之争，《水浒传》那是农民与地主斗争？而是官逼民反。消除官扰，首先是从县乡级减政裁员放权起，请详附件笔者著《县级政府危机和出路》，干部多了，不但没事做，还要扰农民。例如有个金源村中成林1260亩，值525万余元，被村干部勾通镇县相关部门用16万元盗卖了。当年买者卖出1/10，就获利18万，这批树将获暴利500余万。村、镇、市林业局各占股分成，2005年又把村里最后一批幼林1200亩私分盗卖了，村民从市到省跑了三年多，老是落实不了。再如常宁国有苗圃：有土地315亩，员工38人。现在苗圃荒芜，资源浪费。青壮职工外出打工，老弱病残无路可走。20多个退休工人，一年发几百或一千多元。贫病交加。负责人对场里撒手不管事，但可在林业局工资福利照拿。这类农、林、水等等的下属事业机构很多。一边许多资源白白浪费，一边财政白白养人。
真正的种地人，土地无主权，借贷登天难，官扰哭不完。何谈乡村建设，何谈社会和谐？
谈到这里，还有个考察干部政绩的方法急待改进。干部现在多在为个人“政绩”忙着。而城市出政绩快而好看，而农业出政绩缓慢，不改谁干？
根据以上所述，我国的乡村建设道路，从历史上经历的曲折轨迹，应是乡村建设——“三农”——回归乡村建设。
83岁 萧一湘 2007-2-25改定
作者自我简介：湖南省常宁市人，1924年生，大专文化，49年参加共产党，历任常宁税务局副局长，一中副校长，以副处级离休，离休后，倡办私人学校，民间诗社，曾任市党特邀代表、市人大特邀代表，写成五十余万字《天堂脚印》的地方志，著《嘈嘈切切》诗集，先后在报刊发表过作品，06年应邀参加湖南省委献计献策表彰会，受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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